2013年2月16日下午2时许,93岁的徐僖,带着他对祖国的赤诚与对科学的热爱,在四川大学这片他奋斗了60年的校园里,永远地睡着了。
二月的成都暖意融融。而这几天的川大校园却因徐老的离去陷入了深深的哀思,徐老的好友、同事及学生不远千里匆匆从祖国四面八方赶来川大送别徐老,无尽的追思在校园涌荡。
“他留给世人巨大的财富和力量”
徐老的一生都是在为中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发展而孜孜矻矻地工作。在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、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事王宗光看来,徐老这位老大哥被冠以“中国塑料之父”的称谓,可算是“理所应当、实至名归”了。王宗光这样说是有理由的,毕竟她和徐老相识已经近40年了。
1977年正是中国科技事业百废待兴的年代。在上海科学会堂的一次学术报告会后,时任上海交大高分子研究所讲师的王宗光,拦住了主讲人徐僖,“您是中国高分子材料学科的领路人,交大要恢复学科,想请您帮忙。”
“好!”徐僖当即允诺,帮助建设上海交通大学高分子材料研究所,随后又担任所长,成为当时国家教委特批的“双聘教授”。王宗光说,徐僖这个“双聘”绝不是徒有虚名,“他是我们永远的好所长”。
上海到成都两千多公里之遥,却没能阻隔三十多年来徐僖对上海交大几代高分子人的关心和扶助。王宗光记得,徐老80岁之前,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次亲自从成都远赴上海,一出机场、车站,就开始与师生交流,给青年教师讲做人、给学生讲理想,每次都要忙碌一周多。用徐老自己的话说,他这是在“不断地完成交大人布置给他的家庭作业”。
2月21日晚上,一下飞机就奔赴追思堂吊唁徐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吴旦,哭红了双眼。他忍住泪水,说了一句话,“徐老是真正把交大当作另一个战场”。这十几年来,为了徐老身体起见,从沪来蓉给徐老汇报工作最多的,就是吴旦。2012年,上海交大高分子材料研究所要办一个讲习班,听闻这件事后,徐僖也专门打电话给吴旦,说自己“一定要来,一定要来”。
从王宗光到吴旦,再到更年轻的师生,徐僖的确是“影响了上海交大几代人”。在上海交大,徐僖不是“徒有虚名”,但却从不捞取功名,而总是默默耕耘。
很少有人知道,徐老当了整整三十年的上海交大高分子材料研究所所长,却从没拿过一分钱,所有的工资、津贴、补助,都原封不动地放在交大;交大几次分配给徐老住房,也都被他强力退回。“徐老从交大分文未取,却留给交大巨大的财富。”吴旦说。
可徐僖对于高分子科学倾注的爱与奉献,绝不只限于上海交大这样实力雄厚的高校。“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学校,徐老更是不吝关怀啊!”2月21日下午,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廖青,伫立在成都料峭的寒风中,看着这片三十年前求学的土地,想起恩师的教诲,不禁潸然泪下。
廖青始终记得十多年前,徐老在北京服装学院说过的一句话:“我不管学校的大小,只要你们努力,能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,我就帮助你们。我就一个目的:把咱们国家的材料学科发展壮大、能让中国人在世界上普遍受人尊重。”
廖青回忆说,与在上海交大一样,徐老在北京服装学院也从来是“爱人才、不爱钱财”的楷模,他把津贴全都贡献出来,给贫困孩子读书用。“我也是苦孩子出身,莫怕!”徐老总是这样勉励身边的贫困学子。
在大学,徐老是诲人不倦、致力栽培科技报国栋梁的教育家,在企业,徐老是业精于勤、兴业强国的的科学家、实业家。位于重庆市长寿区的中石化四川维尼纶厂,是徐老“一手拉扯大”的特大型化工化纤产品企业。副厂长赵寰不无感慨地说,三十年来,活跃在川维厂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,无不是在徐老亲手栽培、细心关怀下成长起来的,“没有徐老,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蓬勃发展的化工化纤产业”。
在川维厂流传着一个颇有知名度的“米饭理论”,它正是拜徐老所赐:做产品要像蒸米饭,要努力加大研发、提高附加值,“把白米饭做成蛋炒饭、扬州炒饭”。徐老就是这样,用科学理论将“白米饭”,不断烹制成为满足民生口味的“蛋炒饭”、“扬州炒饭”。
回忆起自己的良师益友,著名材料和个体防护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装备研究所的周国泰少将感叹,徐老的人格魅力、爱国情怀,永远是一面旗帜。“在军需装备发展方面,徐老绝对算是做出了卓越贡献。”
军需装备的研发,是事关军队战斗力的大事,也是铸就祖国钢铁长城的关键一环。历来主张“科学报国”的徐老,在周国泰的邀请下,投身到了火热的军工科技战线,成为解放军总后军需部军需装备科技发展特邀顾问。由徐老牵头研发的某款防弹头盔,不仅获得了当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,时至今日,综合性能仍处在世界前列。
“祖国、人民、军队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,但他也留给了世人巨大的财富和力量。”“所以”,周国泰少将顿了一顿,“我一定要来送他最后一程。”
“我们失去了一杆思想、品质的大旗”
从人才培养到科技研发到产业建设,徐老留给了世人的巨大财富和力量,撒播在祖国四面八方。在徐老的得意门生、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看来,“徐僖先生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,是他的爱国、他的思想。”
从1985年到1995年,郑强受徐老熏陶教育整整十年。“他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恩师。”郑强无不感慨地说。 “爱国”与“求真”,是郑强眼中恩师最大的品质。
“他的爱国是丰满的,绝不是喊口号。”作为晚辈,郑强觉得,把振兴科技事业作为爱国、爱故土的核心来践行,是年轻知识分子最需要向徐老学习的。不论是解放前赴美留学后毅然归来,还是文革后不随大流出走国外,徐老的爱国“从来不是说说而已”。
今年2月12日,大年初三,郑强从贵阳赶到成都给恩师拜年,并拍下了“最后的合影”。那天,徐老高兴坏了,不光是吃到了自己学生送来的他最爱的猕猴桃,还因为看到郑强到贵州工作后拍摄到的山河日新的黔中大地。“那些照片上的地方,是昨天徐老学习工作过的地方,也是今天他的学生工作的地方。”徐老的兴奋中满怀的是对祖国、对故土不变的赤诚。
徐老还把求真求是的品格传给自己的学生。徐老曾对郑强说过,“我的‘臭脾气’搞得你现在什么都敢说真话。这一点要坚持。老实人会吃亏,但是不吃大亏。”
郑强觉得,“求真”这件事情,在当下中国的科技界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,而徐老从年轻时就“只记真理、不讲利害”,绝不唯官、唯人、唯权,只唯真。徐老的离去,使“我们与其说失去了一面科学的旗帜,不如说失去的是一杆思想、品质的大旗。”
听过徐僖讲学的人都知道,他最爱讲的一句话是,“我们都是搞Polymer(即“高分子聚合物”)的。聚合物嘛,一定要讲团结、讲凝聚力,你也是一个分子,我也是一个分子。”
2月22日,徐僖先生这个中国高分子领域“最重要的分子”躺在成都东郊殡仪馆里,在千余人的默哀送别中,完成了人生中“最完美的聚合”。
http://news.scu.edu.cn/news2012/cdzx/webinfo/2013/02/1343288892481175.htm